这位医院消杀分队分队长因为担任过防化班班长，来到武汉抗疫一线后便被分派负责火神山医院的洗消工作。39岁的张鹏飞曾在步兵、炮兵、侦察、通信、油料等多个岗位上工作过，当兵21年，他先后4次参加阅兵，两次执行维和任务。
消杀分队是火神山医院的第一道防线，病人、车辆、物资等都要经过洗消后才能进入医院院区，张鹏飞带领9名95后队员牢牢守护着这道关键屏障。“医生确保‘打胜仗’，我们则要确保‘零感染’。”张鹏飞这样理解自己的职责。
“01，我是02，我已到达指定位置”“01，我是03，我已做好消杀准备……”每天一大清早，张鹏飞就开始忙碌起来，他要安排消杀队员快速进入战位。
在火神山医院内共设有21个洗消点、1个洗消站、2个消杀岗和3个消杀区，洗消队“像高速旋转的陀螺”，要昼夜不停地在这些站点间对出入医院污染区的病人、车辆、物资、污染物等进行消杀处理。
医院内配有智能清扫机器人、履带式防疫消杀机器人和猛士卫生防疫车，但人工洗消仍然必不可少。
“机器人很先进，洗消也是全覆盖，但有些部位是医务人员经常触碰的，比如门把手、传递窗，我们多洗消一遍，他们受感染的风险就降低一分，要确保万无一失。”张鹏飞说。
火神山医院内有3条医护通道，通道里共有196个门把手、90个开关、17个传递窗口和57个垃圾存放点。张鹏飞带领队员每天都要对它们进行至少两轮卫生清理和洗消作业。
穿着厚重的防护服、背着30公斤重的消杀设备，张鹏飞平日里笔挺的脊背也被压弯了。据统计，每消杀一次，他需要上下挥动摇摆消杀设备上的伸缩杆2600次以上，体力消耗不亚于一次武装越野。
“感控工作的成绩只有100分和0分，认真做好1万次，但如果有1次疏忽，所有努力都将白费，医院的感控成绩就成了0分。”医院领导这样强调洗消工作的重要性。
每天，张鹏飞和队友们奔波在医院病区走廊、太平间、医疗垃圾回收站等洗消点位间，计步软件显示，他们每天至少要走两万步。“这就像每天进行了3次30公斤负重徒步训练。”张鹏飞打比方说，不过不同的是，这一切都是在三级防护的情况下进行的。
洗消队里的大部分队员之前没接触过洗消作业，刚开始遇到危险任务时，张鹏飞总是冲在前头，带头近距离洗消新冠肺炎患者，带头为接送病人的救护车消毒。
“穿戴防护服刚开始不适应，护目镜上的雾气没法消除，只能憋住气少呼吸，来减少雾气。”护理专业出身的洗消队员汤文泽记得第一次面对新冠肺炎确诊患者，握着喷壶开关却不知道从哪里下手，大脑一片空白，“幸好队长在旁边指导我、鼓励我，跟着他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洗消任务，感觉特别有成就感。”
张鹏飞和队友们每天要消耗各种消毒原液、片剂100多瓶，配制、消耗消毒液体900多升。长时间接触高浓度的消毒药剂，他们不得不一边与病毒作战，一边与头晕、恶心作斗争。
“最忙的时候是火神山医院接收第一批病人时，高峰时段一天收治病人421人，还要协助安装医院病房设备设施，经常是一天任务结束才顾得上吃顿饭。”张鹏飞回忆说。
那是火神山医院成立后的第一场硬仗，“时间就是生命，我们一直洗消到凌晨，站得腿都软了，每个人肩膀上都是紫色的印痕。”队员陈小龙说，“消毒的工作听着似乎很轻松，做起来才知道其中的艰辛。”
“每天下班后一回想，都会有点惊讶，这一天是怎么坚持下来的？”他笑着说。
后来根据救治任务和感控要求，洗消队人员逐渐减少，但负责的点位却在不断增多，张鹏飞将队伍灵活编成5个战斗小组，24小时循环交替值守在红区、黄区和绿区之间，平均每天对300余台车、1000余人次进行消杀，守护着火神山医院的安全。
洗消队是火神山医院的第一道防线，同时也是最后一道关口——出院患者也要经过他们的洗消才能走出医院大门。
有一次，张鹏飞正在洗消作业，救护车上抬下一位80多岁、满头银发的老人，不断咳嗽引起胸部剧烈起伏，他的眼神中流露出无助的神情。张鹏飞耐心细致地为他洗消，还安慰老人家说：“您到了解放军的医院就安心养病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”
接触的患者很多，张鹏飞都忘了自己服务过的这位老爷爷。十几天后，老人康复出院时，热泪盈眶地向医务人员致谢，他突然指着不远处正在作业的张鹏飞说：“这个名字我记得，刚来的时候，就是你拿着药水给我喷，让我安心到病房接受治疗，谢谢你！”
站在隔离区外的老人儿女听到后，也向张鹏飞深深鞠了一躬表达谢意。张鹏飞没想到自己的一句宽慰，竟给老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。
如今，想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即将取得胜利，张鹏飞和队友们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，“看着一批批病人康复出院，作为军人的自豪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，我们一定认认真真执行洗消作业，确保从火神山医院出院的每名康复病人都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回到亲人身边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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